现代网络战：战略、攻防与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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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现代网络战的演进与战略意涵

1.1 网络战的定义与核心特征

网络战，作为一种利用网络空间攻击敌方信息系统、网络基础设施，乃至影响认知和物理域的新型战争形态，其核心特征日益凸显。这些特征包括但不限于攻击手段的非对称性、行动的高度隐蔽性、军民界限的模糊性与深度融合性，以及对物理世界日益增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力 1。网络冲突的历史演进清晰地展示了这一趋势：从早期如“The Jester”等个体黑客的行动，到以SolarWinds事件为代表的、由国家层面支持的高度复杂的高级持续性威胁（APT）攻击 [《Ultimate Cyberwarfare》]。这标志着网络战已从最初的辅助性、骚扰性行动，演变为国家间战略博弈的关键领域，其战略地位和影响已不容忽视 3。

网络战的演进呈现出一种显著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以SolarWinds供应链攻击为代表的国家级高级持续性威胁（APT）以及针对乌克兰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事件，清晰地揭示了网络战已具备造成战略层面破坏的潜力，能够直接瘫痪国家核心功能，并对物理世界和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5。这类攻击行动往往由国家力量主导，技术复杂，影响广泛，标志着网络战的“战略升级”。另一方面，诸如“The Jester”等个体黑客凭借其技术能力发起的行动，以及“Anonymous”等组织所展现的非对称影响力，则表明即便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个体，也能利用网络空间的特性，以较低成本对特定目标构成威胁 [《Ultimate Cyberwarfare》]。这种“战略升级”与“门槛降低”同时存在的现象，使得网络空间的威胁来源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极大地增加了防御方识别、预警和应对各类攻击的难度。

1.2 网络战的演进路径：从物理世界到网络空间，再反作用于国家安全与物理世界

网络战的起源可追溯至冷战时期，美国为应对潜在核打击而开发的ARPANET以及早期互联网设计中对安全性的忽视，为后来的网络攻击埋下了伏笔 [《Ultimate Cyberwarfare》, 网络战的起源与发展部分]。1988年的Morris蠕虫事件，虽然并非恶意，却首次大规模展示了网络攻击的潜在破坏力。进入21世纪，网络战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1991年海湾战争中，网络攻击首次被用于干扰敌方雷达和通信系统。而2019年以色列对哈马斯网络总部的精确打击，则标志着网络战已成为正式战场的一部分，能够直接服务于军事目标 [《Ultimate Cyberwarfare》, 网络战的发展部分]。

网络攻击的影响也从最初的技术层面，迅速扩展到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直接威胁。例如，对乌克兰电网的攻击导致大规模停电 5，对Colonial Pipeline的勒索软件攻击则严重影响了美国东海岸的燃油供应 6。这些事件表明，网络攻击能够直接瘫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进而影响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甚至威胁国家安全本身 5。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网络攻击的破坏效应可以迅速从虚拟空间蔓延至物理和社会空间，形成了跨域协同作战的新模式，对国家安全构成全方位挑战 3。

1.3 网络战对国家安全、主权及地缘政治的深远影响

网络战的兴起对传统的国家安全、主权观念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

在国家安全层面，网络攻击已成为一种新型且极具威胁的手段。攻击者能够通过网络瘫痪电力、能源、交通、金融等关键基础设施 5，窃取国家核心机密，甚至直接影响军事动员、指挥控制系统和作战效能 8。因此，网络安全不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附属问题，而已然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与传统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并驾齐驱 2。

在网络主权层面，网络主权作为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其核心内涵包括国家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和互联网公共政策的独立权；平等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规则制定的平等权；对本国境内网络设施、主体、行为及数据的管辖权；以及维护本国网络空间安全和利益不受侵犯的防卫权 10。各国纷纷通过加强国内立法、提升技术管控能力等手段，积极维护自身网络主权。然而，网络空间的全球互联互通特性，以及不同国家在网络主权认知上的差异，使得网络主权的实践与国际规则的构建充满了博弈与挑战。

在地缘政治层面，网络空间已然演变为新的地缘政治博弈场域，网络力量也成为国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争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11。主要大国围绕网络空间的主导权、制网权以及关键技术标准的竞争日趋激烈 5。网络实力不仅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也深刻影响着国际力量对比和地缘战略格局 2。网络空间的地缘政治化正在重塑国际关系格局。网络空间不再仅仅是技术领域，而是深刻嵌入到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中 11。各国将网络能力视为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2，并围绕网络主导权展开激烈争夺 5。例如，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视为网络空间的“步步紧逼的挑战” 6，而俄罗斯等国则警惕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干涉其内政，并发展出“信息对抗”等战略以维护自身利益 13。这种地缘政治在网络空间的映射，使得网络安全问题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为国家战略博弈的核心议题之一，深刻影响着国际联盟的构建、外交政策的制定乃至全球网络治理规则的形成。

此外，网络战的模糊性与归因困难进一步加剧了战略误判与冲突升级的风险。攻击者可以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如《Ultimate Cyberwarfare》中提到的通过防弹托管进行归因混淆）隐藏其真实身份和意图，使得受害国难以准确判断攻击来源 [《Ultimate Cyberwarfare》]。网络威慑理论也面临着归因难的挑战，这使得有效的威慑和反击变得异常复杂 12。在缺乏明确的国际行为准则和有效的信任建立措施的背景下 12，一次来源不明但后果严重的网络攻击，极易引发错误的归因和不成比例的报复，从而可能导致地区冲突的意外升级，对全球战略稳定构成严峻考验。

2. 网络攻击战略与模式

2.1 技术框架：《Ultimate Cyberwarfare》核心攻击技术与策略剖析

《Ultimate Cyberwarfare for Evasive Cyber Tactics》一书为理解现代网络攻击的技术细节和策略演变提供了宝贵的框架。

关键人物与事件的启示在于揭示了网络攻击的多样性和演化路径。例如，爱国黑客“The Jester”通过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和反向工程（如篡改Anonymous的LOIC工具）等手段，展示了个体在网络战中也能发挥非对称影响力。Anonymous与LulzSec等黑客组织的行动及其最终因操作安全（OPSEC）失误（如Sabu被捕成为FBI线人）而瓦解的案例，则凸显了行动保密和反侦察的重要性。国家级APT攻击的复杂性和破坏性在SolarWinds（利用TEARDROP加载器）和ProxyLogon（利用CHINACHOPPER网页后门）等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供应链漏洞的巨大危害性。而Kevin Mitnick的经典案例则始终提醒我们，社会工程学在渗透攻击中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对人性的洞察和心理操纵是高效的攻击手段 [《Ultimate Cyberwarfare》]。

**威胁趋势与操作安全（OPSEC）**是当前网络攻击领域的重要议题。数据经纪人滥用商业数据（如医疗信息被低价贩卖）为攻击者提供了丰富的情报来源。人工智能（AI）与机器学习（ML）技术被恶意利用，催生了深度伪造（Deepfake）、自动化漏洞利用等新型攻击工具，对网络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同时，“网络雇佣兵”的出现，即私营黑客团队受雇于国家执行网络攻击任务，形成了“网络私掠”的新模式，使得攻击来源更加复杂和难以追溯。面对日益严峻的威胁环境，操作安全（OPSEC）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攻击方采用如LUKS全盘加密和Shufflecake等多层加密分区框架来规避取证，并通过防弹托管（Bulletproof Hosting）和“权证金丝雀”（Warrant Canary）等手段混淆攻击来源，增加归因难度 [《Ultimate Cyberwarfare》]。

信息战与战略影响在现代网络攻击中扮演着“力量倍增器”的角色。剑桥分析丑闻揭示了社交媒体数据如何被用于进行精准的心理操纵，从而放大网络攻击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国家通过信息管控制造的“分裂网络”（Splinternet）现象，虽然旨在加强国内控制，但也可能被攻击者利用，作为传播恶意负载和虚假信息的通道 15。影响力行动，例如在利比亚冲突中通过散布假新闻导致士兵溃逃的案例，充分说明了虚假信息和舆论操控在网络战中能够直接达成战略目标 [《Ultimate Cyberwarfare》]。

技术与工具实践是网络攻击的核心支撑。攻击者通常使用C/C++、Go、Rust等编译型语言编写具有高规避性的植入程序，以绕过安全检测；而Python和PowerShell等脚本语言则常用于开发无文件恶意软件，减少攻击痕迹。Havoc C2、Metasploit、Cobalt Strike等命令与控制（C2）框架为攻击者提供了便捷的攻击平台和后渗透工具。在恶意软件开发过程中，各种规避技术被广泛应用，例如通过内存加密保护恶意代码，禁用Sysmon等监控工具，篡改事件日志以清除痕迹，以及利用用户态Rootkit（如r77）隐藏恶意进程和文件。为了进一步对抗检测，攻击者还会采用Shellcode加密、篡改LNK文件加载器、利用多层VPN链跳转等混淆和反检测技术，以规避网络追踪和终端防护 [《Ultimate Cyberwarfare》]。

攻击策略的“智能化”与“认知化”趋势日益显著。人工智能不仅被用于自动化漏洞挖掘、恶意软件变种生成等技术层面，更在信息传播和心理影响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16。例如，利用AI生成高度逼真的“深度伪造”内容，可以精准地作用于目标群体的情感与认知，制造混乱，煽动对立，甚至直接影响选举结果或国家决策。这种从技术破坏到认知操纵的转变，要求防御方不仅要关注系统和网络的安全，更要构建针对信息污染和心理操纵的防御能力。

2.2 国家级攻击案例与模式：主要国家的攻击特点与战略意图

国家级网络攻击行为往往服务于其特定的国家战略目标，并展现出与国家实力和战略文化相适应的特点。

美国的网络攻击战略日益强调主动性和进攻性。其“前出狩猎”（Hunt Forward）行动，即派遣网络部队前往盟友国家，协助其搜寻和清除潜在的网络威胁，同时也为美方收集情报和了解对手攻击手法提供了机会 6。美国《2023年国防部网络战略》明确提出，将利用进攻性网络行动“挫败和瓦解威胁美国利益的外国势力和犯罪分子”，并将中国视为其在网络空间“步步紧逼的挑战”，认为中国可能在冲突爆发时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预置性攻击，以阻碍其军事动员和作战能力 6。这表明美国倾向于通过先发制人的网络行动来维护其全球利益和网络空间优势地位。

俄罗斯的网络战思想根植于其“信息对抗”（informatsionnoe protivoborstvo）学说，该学说将网络攻击、电子战、心理战、信息战等多种手段统一在信息对抗的框架下，其核心目标是影响敌对国家决策者和民众的思想与意志 13。俄罗斯强调“信息武器”的运用，这些武器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攻击工具，更涵盖了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心理压力、破坏对手计算机能力等多种手段。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被指针对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如电网）发动了网络攻击，并配合了大规模的信息战和舆论操纵行动，试图削弱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和国际支持 6。

关于中国的网络能力，西方国家普遍表达了担忧，主要集中在所谓的“网络间谍”活动，认为中国通过网络手段窃取技术机密和商业情报，并致力于提升其塑造网络环境的能力，对现有网络秩序构成挑战 6。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目标是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强大网络空间力量，提升网络空间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维护国家网络主权和安全 20。

其他国家和组织的网络攻击行为也值得关注。例如，具有国家背景或受到国家支持的跨国犯罪组织，利用勒索软件等手段攻击关键基础设施以获取经济利益，如“黑暗面”（Darkside）组织对美国科洛尼尔输油管道公司的攻击，直接影响了民生和经济运行 5。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网络总部的军事打击，则展示了将网络攻击直接融入物理军事行动的模式 22。

国家级网络攻击日益呈现出“战略预置”与“体系对抗”的特征。SolarWinds等供应链攻击事件 6 和美国对其潜在对手关键基础设施可能进行预置攻击的判断 8，均表明大国在和平时期就可能对潜在对手的关键系统进行长期渗透和潜伏，以便在冲突爆发时迅速瘫痪对方核心功能。这种“战略预置”行为极大地增加了防御难度和预警时间。同时，无论是俄罗斯的“信息对抗”学说 13，还是美国网络司令部强调的跨域协同作战理念 3，都显示出网络攻击不再是孤立的技术行动，而是深度融入国家整体军事和安全战略，与电子战、舆论战、心理战乃至物理打击等其他领域的行动紧密协同，形成多维度、体系化的对抗能力。这种体系对抗的模式，对防御方的综合应对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供应链攻击和“网络雇佣兵”模式成为国家间接实施网络打击的重要手段，进一步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SolarWinds攻击的巨大影响凸显了软件和硬件供应链已成为网络攻击的重要途径 6。国家行为体通过攻击软件供应商、硬件制造商或服务提供商，可以将恶意代码或后门植入其广泛使用的产品和服务中，从而实现对下游大量目标用户的间接渗透和控制。这种攻击方式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且难以防范。与此同时，《Ultimate Cyberwarfare》中提及的“网络雇佣兵”现象，以及俄罗斯等国家被指雇佣“私人黑客”对他国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模式 [《Ultimate Cyberwarfare》, 网络战的发展部分]，使得国家可以在不直接出面的情况下发动具有相当破坏力的网络攻击。这种做法不仅极大地增加了攻击溯源和责任认定的难度，也使得网络攻击行为更容易在国家间冲突的“灰色地带”发生，模糊了国家行为与非国家行为、战争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为在和平时期采取具有战略影响的网络行动提供了便利，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构成了新的挑战。

2.3 新兴攻击手段与未来威胁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攻击的手段和模式也在不断演进，未来网络空间面临的威胁将更加复杂和严峻。

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攻击是未来网络战的核心趋势之一。人工智能（AI）在漏洞挖掘、恶意软件变种生成、目标画像与识别、攻击路径规划、甚至自主决策执行攻击等方面都展现出巨大潜力 16。AI驱动的攻击工具能够以远超人类的速度和规模发动攻击，并能根据目标环境动态调整攻击策略，使得攻击更具隐蔽性和突防能力。例如，AI可以用于自动化生成大量的、针对特定目标的鱼叉式钓鱼邮件，或者在目标网络中自主寻找和利用未知的“零日漏洞”。

深度伪造与认知域攻击将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利用AI技术，特别是生成对抗网络（GANs），可以制造出高度逼真、难以分辨的虚假音视频内容（即“深度伪造”） 17。这些内容可被用于散布谣言、抹黑政要、伪造证据、煽动社会对立，从而直接冲击公众的认知领域，制造社会混乱，影响选举结果，甚至干扰国家决策。认知域已成为网络战的新战场，其无形的影响力可能比物理攻击更具破坏性。

物联网（IoT）与工控系统（ICS）攻击的潜在危害日益增大。随着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物联网设备和工业控制系统接入互联网，这些设备往往存在安全防护薄弱、更新不及时等问题，使其成为网络攻击的易受目标 5。一旦IoT设备被大规模劫持形成僵尸网络，可用于发动超大规模的DDoS攻击。而对ICS系统（如电网、水利、交通控制系统）的攻击，则可能直接导致关键基础设施瘫痪，造成严重的物理破坏和人道主义灾难。

量子计算的潜在威胁虽然目前尚处于理论和早期实验阶段，但其对未来网络安全的颠覆性影响不容忽视。一旦大规模、容错的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其强大的算力理论上可以利用Shor算法在短时间内破解目前广泛使用的RSA、ECC等公钥密码体系 25。这意味着当前依赖这些加密算法保护的国家机密、金融交易、关键基础设施控制指令等都将面临被解密和篡改的风险，这一天被称为“Q日”。除了破解密码，量子计算还可能在优化搜索算法、破解复杂系统模型等方面为攻击方提供优势。

3. 网络防御战略与模式

面对日益严峻和复杂的网络攻击态势，构建强大、有韧性的网络防御体系成为各国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求。网络防御战略与模式同样在技术和理念层面不断演进。

3.1 技术框架：《Ultimate Cyberwarfare》核心防御技术与规避对策

《Ultimate Cyberwarfare for Evasive Cyber Tactics》不仅阐述了攻击技术，也从攻击者的视角揭示了防御方需要关注的规避与反侦察手段，这些对防御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操作安全（OPSEC）**在防御和反侦察中同样至关重要。防御方需要理解攻击者如何利用LUKS加密、Shufflecake框架等技术进行证据销毁，以及如何通过防弹托管、“权证金丝雀”等手段进行归因混淆 [《Ultimate Cyberwarfare》]。这要求防御方在取证分析、威胁溯源等方面具备更高级的技术能力，并关注攻击者在行动安全方面的策略。

针对恶意软件的规避与反检测技术，防御方需要持续研究和对抗。攻击者常用的内存加密、禁用Sysmon等监控工具、篡改事件日志、利用用户态Rootkit（如r77）隐藏进程和文件等手段，对传统的基于签名的检测和基于日志的分析提出了挑战 [《Ultimate Cyberwarfare》]。防御方需要发展更深层次的内存取证、行为分析、异常检测技术，并关注诸如Shellcode加密、LNK文件加载器篡改、VPN链跳转等更隐蔽的攻击手法。

实验室建设与对抗演练是提升防御能力和验证防御有效性的关键环节。《Ultimate Cyberwarfare》强调构建逼真的监控环境（如使用SecurityOnion、Sysmon、Wazuh进行攻击检测），进行深入的流量分析（如利用Squid代理进行SSL-Bumping拦截和分析加密流量），并通过持续的对抗测试（红蓝对抗）来检验和改进防御策略及植入程序的隐蔽性 [《Ultimate Cyberwarfare》]。这种实战化的演练能够帮助防御方更好地理解攻击者的视角和手法，发现防御体系的薄弱环节。

网络防御正从传统的被动响应模式，向“主动威慑”与“弹性恢复”并重的新阶段转变。传统的防火墙、入侵检测/防御系统（IDS/IPS）等被动防御手段，在面对精心策划的高级持续性威胁（APT）和利用未知漏洞的攻击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27。因此，国家层面的网络防御战略开始更加强调主动性。这包括借鉴以色列的“积极防御”思想，即不仅要构建坚固的防线，还要具备发现、反制乃至先发制人打击潜在威胁的能力 28。同时，网络威慑理论也日益受到重视，其核心是通过建立和展示强大的网络防御能力以及实施有效报复措施的决心与能力，来阻止或减少潜在的网络攻击行为 30。这种威慑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包含了战略决心和实战能力的展示。另一方面，鉴于网络攻击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使得完全阻止所有攻击几乎不可能，防御策略也日益强调“弹性恢复”能力。这意味着，即使防御系统在某些情况下被突破，国家也应具备在遭受攻击后迅速恢复核心功能、减轻损失、并从攻击中学习和适应的能力。这包括但不限于完善的数据备份与恢复机制、制定并演练详细的应急响应计划、以及构建能够快速适应和演进的防御架构 7。这种从单纯追求“不被攻破”到追求“快速恢复和持续适应”的转变，反映了对网络攻击常态化和破坏性不断增强这一现实的清醒认识。

3.2 国家级防御理念与实践

各国在网络防御方面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念和实践路径。

主动防御与威慑防御是当前国际上备受关注的防御理念。以色列的“积极防御”思想，强调在网络空间采取主动姿态，不仅要防御攻击，还要有能力对威胁源头进行反制和威慑 28。网络威慑理论则更侧重于通过建立和展示强大的网络防御能力以及实施有效报复措施的决心与能力，来阻止或减少潜在的网络攻击行为，核心在于“慑战结合，以实力、实战展示能力和决心” 30。这种理念要求国家不仅要“能防”，还要“能慑”。

纵深防御与弹性恢复是构建有效防御体系的基础。借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源头抑制、分类管控”的理念，网络空间防御也应构建多层次、多环节的保护网，实现对威胁的早期预警和有效处置 5。分层防御架构通常包括预防层（如防火墙、访问控制、安全意识培训）、检测层（如IDS/IPS、SIEM系统、威胁情报平台）、响应层（如自动化响应SOAR、事件管理流程）和恢复层（如数据备份、灾难恢复计划） 7。同时，强调数据备份与恢复能力的重要性，确保在遭受攻击后能够快速恢复业务和数据，是提升网络韧性的关键 [网络防御手段部分]。

军民融合与情报共享是提升国家整体防御效能的重要途径。网络战的特性决定了“军民协作”的必要性，许多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存在于民间企业和学术机构，将其纳入国家网络安全体系，利用其成果和产品，可以争取时间、节约资源 1。同时，建立跨部门、跨领域乃至国际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快速分享网络安全威胁情报、攻击手法、漏洞信息等，对于及时预警和协同应对网络威胁至关重要 32。

动态防御策略旨在应对不断变化的攻击手段。例如，应用MITRE ATT&CK和DEFEND等攻防知识库框架，可以帮助防御方更系统地理解攻击者的战术技术程序（TTPs），并制定针对性的防御和缓解措施 [网络对抗策略部分]。博弈论等数学模型的引入，则有助于在攻防对抗中动态调整防御策略，以期达到最优的防御效果。

情报驱动和军民协同成为提升国家整体防御效能的关键。在《Ultimate Cyberwarfare》中提及的“权证金丝雀”等旨在混淆归因、对抗侦察的手段 [《Ultimate Cyberwarfare》]，从反面印证了情报对于攻防双方的极端重要性。防御方若要有效应对高度隐蔽和复杂的攻击，必须具备强大的威胁情报获取、分析和应用能力。因此，国家层面日益强调建立高效、畅通的信息共享机制，鼓励政府部门、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安全企业以及国际合作伙伴之间共享威胁情报 32。利用如ATT&CK矩阵等结构化的威胁知识库来指导防御策略的制定和安全能力的建设，已成为业界的共识 [网络对抗策略部分]。与此同时，“军民协作”被普遍认为是现代网络战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国家提升网络安全能力的必然选择 1。民间企业和研究机构往往掌握着大量的网络数据资源、先进的分析技术和专业的安全人才。将这些力量有效整合到国家网络防御体系中，实现军民之间的情报互通、技术互补、资源共享和人才流动，能够极大地提升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整体感知、预警、响应和恢复能力。

3.3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CII）防护的国家策略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II）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其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公众利益，因此成为国家网络防御战略的重中之重。

CII的界定与重要性：各国通常将涉及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国防科技工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领域的网络设施和信息系统认定为CII 5。这些设施一旦遭到网络攻击而瘫痪或数据泄露，将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社会混乱甚至国家安全危机 5。

国家级CII保护措施：各国普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CII防护。首先是进行CII的组织认定，明确其范围和运营者责任。其次是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在CII保护工作中的职能分工，形成协同管理机制。在具体防护措施上，国家层面会推动落实重点防护要求，例如加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开展常态化风险评估、建立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等。近年来，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网络安全技术，提升CII的纵深防御、主动防御和态势感知能力，成为各国CII防护的重要方向 5。

国际经验借鉴：分析和借鉴主要国家在CII保护方面的政策举措和最佳实践，对于提升本国CII防护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一些国家建立了专门的CII保护协调机构，制定了详细的行业安全指南和标准，并强制要求CII运营者落实安全责任，定期进行安全演练和评估 34。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CII）的防护面临着超越传统IT安全的复杂性，要求采用系统性的思维和方法。CII，例如电力、能源、交通、金融等系统 5，不仅是网络攻击的重点目标，其安全问题更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物理世界的稳定运行。针对CII的攻击往往不仅仅涉及传统的IT系统，更越来越多地针对工业控制系统（ICS）和物联网（IoT）设备 5。这些ICS/IoT系统通常具有与IT系统不同的生命周期、安全协议和脆弱性特征，例如实时性要求高、停机窗口少、传统安全补丁难以适用等。因此，CII的防护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IT安全模式，而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这要求将CII安全置于国家整体安全框架之下，充分考虑其与物理过程的紧密耦合关系，采用系统论的方法（如“哲学角度对安全运营的再思考”中所倡导的整体视角），关注各个组件之间的关联性和潜在的级联效应，而非仅仅关注单一环节的防护。此外，还需要结合不同行业的具体特点和业务流程，制定专门化的防护标准、技术规范和管理策略，确保防护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 国家网络防御体系构建与实践

构建一个全面、高效、有韧性的国家网络防御体系，是一个涉及战略、经济、社会、技术等多个层面的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进行科学的影响评估、开展实战化的攻防演练、并明确体系构建的核心要素至关重要。

4.1 防御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影响评估

对国家网络防御体系构建过程及其成效进行影响评估，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建设水平的必要环节。评估应从多个维度展开：

• 战略层面：评估网络防御体系对国家整体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的支撑作用。例如，一个强大的网络防御体系能否有效保障国家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自由，能否为国家在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12。
• 经济层面：评估网络安全投入的投资回报率（ROI） 35。虽然网络安全的直接经济效益难以精确量化，但可以通过分析其对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关键产业升级的保障作用，以及通过有效防御减少因网络攻击（如勒索软件、数据泄露）可能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的程度，来间接评估其经济价值。
• 社会层面：评估防御体系对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提升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的贡献 7。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是数字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
• 技术层面：评估防御体系建设对本土网络安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以及在关键核心技术（如芯片、操作系统、加密算法等）自主可控能力方面的提升程度 21。

对网络防御体系进行全面的影响评估，特别是对其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尽可能量化的评估，是争取国家资源支持和持续优化战略部署的必要前提。网络安全建设往往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和持续的运营维护成本，如何向决策者清晰地展现其价值和回报，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 27。虽然直接计算网络安全的投资回报率（ROI）存在一定难度，因为其效益更多体现在风险规避和损失减少，而非直接的利润增长 35。但是，通过综合评估其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效能（避免重大停运事故）、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保障数据安全和交易可信）、对社会稳定的维护贡献（防范网络谣言和极端思想传播）等间接效益，可以更全面地展现国家网络防御体系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这种多维度的影响评估有助于国家决策者更深刻地理解网络安全投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在财政预算、政策倾斜、资源调配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同时，基于评估结果，可以动态调整防御战略的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确保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关键、最能产生效益的环节，实现整体防御效能的最优化。

4.2 国家级网络攻防演练：目标、模式、成果与战略启示

国家级网络攻防演练是检验和提升网络防御体系实战能力的重要手段。

• 演练目标：国家级演练的核心目标通常包括：测试和完善应急响应计划，识别跨部门、跨机构协作中的漏洞和瓶颈 [网络应急演练部分]；检验国家网络安全顶层规划、政策法规的实际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加强政府与私营部门、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响应能力；完善危机状态下的通信策略和舆论引导机制 37；以及通过模拟最新的攻击工具和技术，帮助防御方建立更具弹性和适应性的防御能力 37。
• 主要演练模式与案例：
  • 北约“锁盾”（Locked Shields）：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实弹网络防御演习，“锁盾”以红蓝对抗为核心模式。蓝队通常由多国专家组成，负责保卫虚构国家的民用和军用IT系统及关键基础设施（如电力、供水、通信、金融、医疗等）免受红队的猛烈攻击。演习不仅考验技术防御能力，还涉及战略决策、法律合规、危机公关、数字取证等多个方面，高度强调军民协同和跨国合作 37。
  • 美国“网络风暴”（Cyber Storm）：由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主导，联合多个联邦机构、州政府及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参与。演习侧重于模拟针对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特别是DNS、CA证书、BGP路由等互联网核心基础设施）的大规模、跨部门网络攻击，检验和提升多方协同响应能力 37。
  • 英国“国防网络奇迹”（Defence Cyber Marvel）：号称西欧最大规模的网络战演习，旨在通过具有挑战性的场景，测试参演团队（来自国防、政府、行业及盟国）阻止针对盟军的潜在网络攻击的技能，并培养武装部队在网络和电磁领域的作战能力 40。
  • 美国网络司令部“网络旗帜”（Cyber Flag）：由美国网络司令部组织，旨在增强其网络任务部队的战备状态和实战能力。演习通常采用红蓝对抗模式，并邀请盟国参与，以加强联合作战和协同防御能力 40。
  • 俄罗斯“断网”演习：俄罗斯定期举行全国范围的“断网”演习，测试其国内互联网（Runet）在与国际互联网物理断开的情况下，能否独立、稳定运行。这反映了俄罗斯在极端情况下保障本国网络主权和信息安全的战略考量 40。
• 演练成果与战略启示：国家级网络攻防演练能够显著提升参演各方的实战对抗能力，暴露平时难以发现的防御短板和流程缺陷。通过演练，可以促进跨部门、跨行业乃至国际间的合作与互信，推动网络安全政策、技术标准和应急预案的持续改进，从而增强国家的整体网络弹性 37。更重要的是，演习的成果和经验教训可以为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宝贵参考，帮助决策者更准确地评估风险、优化资源配置、并明确未来能力建设的重点方向。

国家网络防御体系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平战结合”的常态化演练与评估机制。诸如北约“锁盾”、美国“网络风暴”等大型、高度仿真的网络攻防演习 37，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提升参与者的技术操作技能，更在于全面检验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政策、应急响应流程、跨部门协同机制以及在危机状态下的战略决策能力。这些演习通过模拟真实的、复杂的攻击场景，能够有效地暴露在和平时期难以察觉的防御体系短板、指挥协调障碍和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因此，仅仅依靠不定期的、孤立的演习是远远不够的。国家需要将网络攻防演练常态化、制度化，并建立一套基于演练结果和真实安全事件的动态评估与反馈机制，例如借鉴网络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CMM-S）所倡导的策划-执行-检查-处理（P-D-C-A）的持续改进循环 27。这种机制能够确保防御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优化和完善。这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设备堆砌或纸面上的预案制定，更加强调整个防御体系在真实对抗环境下的实战适应性和持续进化能力，是确保国家网络安全能力与时俱进、有效应对不断演变威胁的关键所在。

4.3 国家网络防御体系的构建要素与框架

构建一个强大的国家网络防御体系，需要系统性地整合多个核心要素，形成一个协同运作的整体框架。

• 组织与领导：建立一个权威、高效的国家网络安全领导机构至关重要。例如，中国设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 9。明确各政府部门、军事单位、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在网络安全中的职责分工，加强战略规划和整体部署 21。同时，应组建专业的网络战部队和网络司令部，并清晰界定其任务、权限和作战指挥关系，以有效应对来自国家层面的网络威胁 1。
• 法律与政策：完善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是国家网络防御的基石。这包括制定和实施基础性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为网络行为规范、数据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等提供法律依据 7。同时，国家应出台清晰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行业安全指南和相关政策文件，明确网络安全的目标、原则、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21。
• 技术与产业：强大的技术实力和自主可控的产业基础是网络防御的核心支撑。国家应大力支持网络安全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特别是在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加密技术、人工智能安全等“卡脖子”领域力求突破，实现自主可控 21。积极发展壮大本国网络安全产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安全企业，提升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水平，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可靠 5。构建国家级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平台，提升对网络威胁的整体掌控能力 44。
• 人才培养与意识提升：网络安全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国家应建立完善的多层次、多类型的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再到职业培训，大力培养具备攻防实战能力、战略思维和法律素养的专业人才 21。同时，加强全民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社会的网络安全意识和基本防护技能，营造“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良好氛围。
• 国际合作：网络空间具有全球互联互通的特性，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国家应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制定公平合理、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行为准则，开展双边和多边网络安全对话与合作，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努力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0。
• 能力成熟度模型应用：可以借鉴和应用国际上成熟的网络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如CMM-S 27 或CMMI在安全领域的应用 46）以及国家网络就绪度指数（如CRI 47）等评估框架，对国家或关键行业的网络防御能力进行系统评估，识别差距，明确改进方向，并指导能力建设的持续投入和优化。

国家网络防御体系的构建，正经历着从单纯的“技术驱动”向“战略、法律、人才、产业”等多要素协同驱动的深刻转变。早期，网络安全建设可能更多地侧重于采购和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等安全设备，认为技术是解决安全问题的万能钥匙。然而，随着网络威胁的日益复杂化和国家间网络对抗的常态化，各国逐渐认识到，有效的国家网络防御是一个系统工程，远非技术手段所能独立支撑。例如，中国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 21 和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建设与发展规划 41，无不强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战略引领，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对网络行为的规范和保障，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储备，强大自主的网络安全产业对核心技术的支撑，以及积极的国际合作以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意味着，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网络防御体系，必须是国家战略、法律制度、技术能力、产业基础、人才支撑和国际环境等多重要素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薄弱，都可能成为整个防御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制约国家在日益激烈的网络空间博弈中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

下表总结了国家网络防御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及其战略意义：

表1：国家网络防御体系核心构成要素及战略意义

构成要素 (Component)	核心内容 (Core Content)	战略意义 (Strategic Significance)	参考案例/文献 (Examples/References)
领导与指挥体系 (Leadership & Command Structure)	建立国家级网络安全统筹协调机构，明确军事和民事部门职责，设立网络战指挥机构。	确保国家层面战略统一、指挥高效、行动协同，有效应对大规模、高强度网络对抗。	中国中央网信委 9, 美国网络司令部 41
法律法规与政策框架 (Legal & Policy Framework)	制定和完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基础法律，出台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例等政策文件。	为网络空间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和行为准则，规范网络秩序，保障公民和组织合法权益，明确国家网络安全目标和路径。	《网络安全法》7,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42
技术研发与产业支撑 (Technology R&D & Industrial Base)	加强网络安全核心技术（芯片、操作系统、加密、AI安全等）自主研发，培育壮大本土网络安全产业，保障供应链安全，构建国家级态势感知和预警平台。	掌握网络安全核心技术自主权，摆脱外部依赖，提升产业竞争力，为国家网络防御提供坚实的技术和产品支撑。	中国网络强国战略中的技术自主 21, 供应链安全 5
人才培养与教育体系 (Talent Development & Education System)	建立多层次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体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开展全民网络安全意识教育。	为国家网络安全建设和发展提供充足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储备，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素养和防护能力。	网络安全人才培养 21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明确CII范围和运营者责任，制定行业安全标准和指南，加强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恢复能力建设，应用新技术提升防护水平。	保障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安全，防止因网络攻击导致大规模社会混乱和国家安全危机。	CII防护 5
网络攻防演练与评估 (Cyber Drills & Evaluation)	定期组织国家级、行业级网络攻防演练，模拟真实攻击场景，检验应急预案、协同机制和技术防护有效性，建立动态评估和改进机制。	提升实战对抗能力，暴露防御短板，促进跨部门协同，验证政策和技术有效性，持续优化国家网络防御体系。	北约“锁盾” 37, 美国“网络风暴” 37
威胁情报与信息共享 (Threat Intelligence & Information Sharing)	建立国家级和行业级网络安全威胁情报共享平台和机制，促进政府、企业、研究机构间的情报交流与合作。	提升对网络威胁的早期预警、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能力，形成联防联控的局面。	信息共享机制 32
国际合作与规则参与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Rule Engagement)	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推动制定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开展网络安全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网络犯罪。	争取有利的国际网络空间秩序，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网络主权与国际规则 10,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42

5. 网络战未来发展趋势与战略挑战

网络战的形态和影响正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而深刻演变，未来网络空间将面临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战略挑战。

5.1 人工智能在网络攻防中的颠覆性应用与伦理挑战

人工智能（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渗透到网络攻防的各个层面，其颠覆性潜力预示着网络战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智能化时代。

• AI赋能进攻：AI技术极大地增强了网络攻击的效率、隐蔽性和破坏力。在漏洞发现与利用方面，AI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分析大量代码和系统行为，自动化地挖掘未知漏洞（0-day漏洞），并快速生成相应的利用代码。在恶意软件开发领域，AI可以用于生成高度变异、难以检测的智能恶意软件，这些软件能够根据目标环境自主调整行为，规避传统防御机制。AI驱动的鱼叉式钓鱼攻击能够通过分析目标个体的社交网络信息和行为模式，生成高度个性化和欺骗性的诱饵内容，显著提高攻击成功率。更进一步，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AI攻击系统，理论上可以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从目标侦察、漏洞利用到数据窃取或系统破坏的完整攻击链条 16。此外，AI在生成对抗网络（GANs）方面的进展，使得制造高度逼真的“深度伪造”（Deepfake）内容成为可能，这些伪造的音视频可被用于认知战和信息操纵，例如散布虚假信息、抹黑政治人物、煽动社会恐慌，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17。
• AI赋能防御：与此同时，AI也为网络防御带来了新的机遇。基于AI的异常行为检测系统能够通过学习正常网络流量和系统行为模式，更有效地识别偏离基线的可疑活动，从而发现未知威胁和内部威胁。AI可以用于威胁预测，通过分析海量的历史攻击数据和威胁情报，预测未来可能的攻击向量和目标。在应急响应方面，AI可以实现自动化响应和智能编排，例如自动隔离受感染的主机、阻断恶意流量、部署虚拟补丁等，从而缩短响应时间，减轻人工压力，提升防御系统的智能化和自适应能力 49。
• 军备竞赛与战略平衡：AI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网络攻防能力上的赋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主要军事大国纷纷将AI视为改变未来战争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加大研发投入，试图通过掌握AI领域的“先行者优势”来获取“非对称优势”，打破现有的战略平衡 16。这种竞争可能导致攻防技术的螺旋式升级，增加战略不确定性。
• 伦理与治理挑战：AI武器化带来了严峻的伦理和法律挑战。例如，自主AI攻击系统在做出攻击决策时，其“算法黑箱”问题使得决策过程难以解释和追溯。一旦发生误伤或过度损害，责任界定将变得异常困难。AI武器的误用、滥用甚至被非国家行为体获取，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国际社会亟需就AI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制定相应的行为准则、伦理规范和法律框架，以约束其发展和使用，防止其对全球安全与稳定构成不可控的威胁 16。

人工智能正驱动网络战从传统的“能力对抗”向更深层次的“认知对抗”和“决策对抗”演变。AI不仅仅是自动化和规模化了传统的网络攻击手段 17，其更核心的颠覆性在于其在信息操纵、深度伪造技术 17 以及辅助甚至替代人类进行作战决策方面的巨大潜力 16。这意味着未来的网络战，将不再仅仅是技术系统和网络基础设施之间的攻防较量，更将是对目标国家民众的认知、社会共识乃至国家决策体系的直接和间接挑战。攻击方将越来越多地利用AI技术，通过精准推送的虚假信息、高度仿真的伪造内容以及智能化的社会工程手段，试图塑造有利于己方的认知环境，扰乱目标群体的判断，干扰甚至瘫痪对方的决策循环和指挥链条，从而在战略层面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或以较小代价获取最大战略利益的目标。这种转变对防御方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必须构建一个跨越技术、心理、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认知防御体系，才能有效应对未来智能化、认知化的网络威胁。

5.2 量子计算对现有密码体系和网络安全的潜在冲击与应对

量子计算作为一项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新兴技术，其发展对当前的网络安全体系，特别是依赖于经典计算复杂性的密码体系，构成了根本性的潜在冲击。

• “Q日”威胁：当前广泛应用于保护网络通信、数据存储和数字签名的公钥密码体系（如RSA、ECC等），其安全性基于大数分解或离散对数等经典计算机难以在有效时间内解决的数学难题。然而，理论研究表明，一旦大规模、容错的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其可以利用Shor等量子算法在多项式时间内解决这些数学难题 25。这意味着，目前被认为是安全的加密信息，在未来可能被拥有量子计算机的对手轻易破解。这一天的到来被称为“Q日”（Quantum Day），它预示着对现有金融系统、军事通信、政府机密乃至整个数字社会信任基础的颠覆性威胁。
• 超越密码学的威胁：量子计算对网络安全的影响远不止于破解密码。其强大的并行计算能力还可能被用于优化各类攻击算法，例如加速对复杂系统（如关键基础设施控制系统）的建模和破解，增强情报分析和模式识别能力，从而帮助攻击者发现新的攻击路径或更有效地瘫痪目标系统 26。此外，量子传感等相关量子技术也可能在情报收集、目标定位和导航等军事领域得到应用，为网络战提供新的信息获取手段 52。
• 国家应对策略：面对量子计算的潜在威胁，世界主要国家和科技组织已开始积极布局应对策略。核心举措是加紧研发和部署“抗量子密码”（Post-Quantum Cryptography, PQC），即那些即使在量子计算机面前也能保持安全的密码算法。国际上，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等机构正在积极推动PQC算法的标准化工作，并已发布首批标准化的PQC算法 54。各国政府也纷纷出台国家级战略，规划向PQC迁移的路线图。例如，美国制定了国家量子计算网络安全战略，强调联邦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向PQC迁移的紧迫性 54。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也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鼓励和支持国内PQC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56。
• 量子网络：作为量子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子网络的发展也备受关注。量子网络利用量子力学原理（如量子纠缠、量子隐形传态）进行信息传输和处理，理论上可以实现无法被窃听的安全通信（如量子密钥分发，QKD）。此外，量子网络在连接分布式量子计算机、构建高精度量子传感器网络以及进行大规模量子信息处理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52。

“Q日”的临近不仅仅是一场密码危机，更是对整个数字社会信任基础的颠覆性挑战，这将迫使国家层面进行系统性的战略重构。量子计算对现有主流公钥密码体系的威胁 25，意味着当前所有依赖这些加密技术来保护的敏感信息，包括金融交易记录、国家核心机密、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指令、个人隐私数据等，都将面临被全面泄露或恶意篡改的巨大风险。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升级换代问题，而是可能导致整个数字社会赖以运转的信任体系的崩溃。如果通信不再保密，身份认证不再可靠，数字签名不再可信，那么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在线金融等都将难以为继。因此，各国政府推动抗量子密码（PQC）的研发和迁移 54 仅仅是应对挑战的第一步，也是最为直接的一步。更深层次的战略影响在于，国家需要重新审视和构建在后量子时代国家安全、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的基础设施与规则体系。这必然是一项涉及法律法规修订、技术标准重建、产业链条重塑、人才教育培养、国际规则协调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其难度和影响范围将远超以往任何一次技术变革。

5.3 “分裂互联网”(Splinternet) 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全球网络治理和国家战略的影响

全球互联网的“一体化”理想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分裂”（Splinternet 或 Balkanization）趋势的挑战，这对全球网络治理和国家战略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 Splinternet的成因与表现：Splinternet现象的出现，源于多种因素的交织。首先，国家出于维护网络主权、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内容管控、保护本国数字产业以及意识形态输出等考虑，越来越多地通过技术手段（如国家级防火墙、DNS过滤、IP地址封锁）、法律法规（如数据本地化存储要求、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行政政策，对本国网络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和管理，试图构建相对独立的、可控的网络空间 15。其次，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如5G/6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其技术标准和协议在全球范围内的不统一和不兼容，以及各国在这些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水平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也可能在客观上加剧网络空间的碎片化和壁垒化 15。表现形式上，Splinternet可能体现为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网络访问速度和质量的差异、特定网络服务和内容的不可达、数据流动的受阻，以及形成基于不同技术标准和治理模式的“数字孤岛”。
• 对全球网络治理的影响：Splinternet趋势对全球网络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它削弱了全球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性和开放性，可能阻碍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创新合作。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数据主权、隐私保护、内容审查等方面的规则差异和冲突，增加了跨国企业合规的难度和成本。更重要的是，网络空间的分裂可能加剧国家间在网络治理理念和规则制定上的分歧和不信任，使得达成全球共识和构建统一的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可能导致全球网络治理的“碎片化”和“阵营化” 15。
• 对国家战略的影响：在Splinternet环境下，国家网络战略面临新的抉择。一方面，国家需要积极维护自身的网络主权和安全利益，这可能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本国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的掌控，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以增强在分裂环境下的“技术韧性”和战略自主性 15。另一方面，完全的“数字孤立”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因此，国家需要在维护主权与参与全球数字合作之间寻求精妙的平衡。这可能促使国家更加积极地参与区域性或特定议题的数字合作框架，推动形成符合自身利益的区域性技术标准和治理规则。同时，国家也需要制定相应的网络行动策略，例如，如何利用信息壁垒进行有效的认知域攻防，如何在受限的网络环境中保障本国公民和企业的海外利益等。

“分裂互联网”趋势下，国家网络战略将更加注重“数字主权”与“技术韧性”的平衡，这可能催生区域化或阵营化的网络生态。Splinternet的出现 15 是国家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维护自身网络主权、数据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自然反应。然而，这种趋势也对全球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互联互通构成了挑战。在此背景下，各国在制定网络战略时，一方面会不可避免地强化对本国网络基础设施、核心数据资源和关键数字平台的掌控 42，大力推动关键信息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供应链的本土化替代 21，以增强在潜在的“数字割据”或外部压力环境下的“技术韧性”和战略自主性。另一方面，完全的“数字孤立”或“闭关锁国”并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致力于全球化发展的国家的长远利益。因此，国家在强调自主的同时，也需要寻求新的国际合作模式。这可能表现为，国家将更加倾向于与地缘政治立场相近、经济联系紧密或价值观相似的国家构建区域性的数字经济联盟、技术标准共同体或网络安全合作框架。例如，欧盟的“数字主权”战略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构建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数字治理区域。未来，全球网络空间可能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无缝连接的整体，而是演变为由若干个相对独立但又在特定层面（如通过API接口、特定协议等）保持一定程度互通的“数字经济圈”或“网络安全共同体”所构成的复杂网络。这种格局将使得全球网络地缘政治更加复杂，国家间的数字竞争与合作将呈现出新的形态。

5.4 网络空间军备竞赛与战略稳定问题

网络空间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使其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疆域，网络空间军备竞赛的风险随之上升，对全球战略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 军备竞赛的驱动因素：主要大国普遍将网络空间视为维护国家安全、拓展国家利益、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领域。为了在网络空间占据优势地位，各国纷纷加大投入，积极发展进攻性和防御性网络作战能力，包括组建专门的网络战部队、研发先进的网络武器、进行常态化的网络攻防演练等 4。这种以邻为壑、追求绝对安全的行为模式，极易引发安全困境，导致网络空间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
• 战略稳定的挑战：网络攻击所具有的归因困难、意图模糊、影响快速且潜在破坏力巨大等特性，对传统的基于核威慑的战略稳定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12。在网络空间，攻击方往往可以利用匿名技术和多层跳板隐藏身份，使得受攻击方难以在短时间内准确判断攻击来源和真实意图，从而增加了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网络攻击的门槛相对较低，非国家行为体也可能掌握具有相当破坏力的网络攻击工具，进一步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引入，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攻防平衡，进一步加剧网络空间的不稳定性 49。
• 国际规则与信任缺失：当前，网络空间仍然缺乏一套各方普遍接受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冲突规范。虽然《塔林手册》等学术成果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在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适用范围、武力使用的门槛、网络攻击的定性、以及发生冲突时的责任认定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国际社会远未达成共识 10。大国之间的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在网络治理理念上的分歧，严重阻碍了有效信任建立措施的形成和国际规则的构建。这种“规则真空”和“信任赤字”的状态，使得网络空间的误判和冲突升级风险持续存在。

下表总结了新兴技术对网络战攻防模式的革命性影响：

表2：新兴技术对网络战攻防模式的革命性影响

新兴技术 (Emerging Technology)	对攻击模式的影响 (Impact on Attack Models)	对防御模式的影响 (Impact on Defense Models)	战略挑战与机遇 (Strategic 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自动化漏洞挖掘与利用、智能恶意软件生成与变异、AI驱动的社会工程与鱼叉式钓鱼、自主攻击决策与执行、深度伪造用于信息操纵和认知战。攻击速度更快、规模更大、隐蔽性更强、目标更精准。	AI驱动的异常行为检测、威胁预测与狩猎、自动化安全编排与响应（SOAR）、智能安全分析与决策支持、对抗性AI用于防御模型鲁棒性提升。防御更智能、更主动、响应更快速。	挑战： AI军备竞赛、算法偏见与不可解释性、自主武器伦理困境、AI技术扩散与滥用风险、认知安全威胁加剧。 机遇： 提升攻防效率与智能化水平、赋能新型作战概念、促进网络安全产业升级。
量子计算 (Quantum Computing)	“Q日”威胁： 破解现有主流公钥密码体系（RSA, ECC等），导致大规模数据泄露和身份认证体系失效。优化复杂攻击算法，加速破解系统模型。量子传感用于情报收集。	研发和部署抗量子密码（PQC）算法和协议，升级现有加密基础设施。探索量子密钥分发（QKD）等量子安全通信技术。利用量子计算能力提升防御模型分析和威胁识别能力（远期）。	挑战： PQC迁移成本高、周期长、标准尚不完全统一；现有系统面临被“先存储后破解”的风险；量子技术发展不确定性高。 机遇： 从根本上提升信息安全保障水平（若PQC成功部署）、催生新的量子安全产业、改变未来网络对抗规则。
物联网/工业物联网 (IoT/IIoT)	大规模IoT设备组成僵尸网络发动DDoS攻击；利用IoT/IIoT设备漏洞作为跳板或渗透入口；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电力、交通、制造等）的IIoT系统进行物理破坏或功能扰乱。攻击面急剧扩大，物理世界安全风险直接暴露。	轻量级安全协议与加密技术应用于资源受限设备；IoT/IIoT设备安全基线与认证；网络分段与隔离；基于行为分析的IoT/IIoT异常检测；供应链安全管理。	挑战： IoT/IIoT设备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安全标准不一、生命周期长、更新困难；传统安全方案难以适用；物理安全与网络安全深度融合带来新风险。 机遇： 推动嵌入式安全、可信计算等技术发展；催生新的安全服务模式（如IoT安全即服务）；提升关键基础设施韧性。
5G/6G 通信技术 (5G/6G Communication Tech)	利用5G/6G网络切片、边缘计算等特性发起更复杂、更低延迟的攻击；针对5G/6G核心网和管理系统漏洞进行攻击；利用海量连接设备发起协同攻击。攻击的实时性和规模性增强。	5G/6G内生安全机制设计（如身份认证、加密增强）；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和软件定义网络（SDN）安全；AI赋能的网络流量智能分析与威胁检测；零信任架构在5G/6G环境的应用。	挑战： 5G/6G网络架构更复杂、开放性更高，带来新的安全风险；供应链安全问题突出；海量连接和数据对安全监管提出更高要求；频谱安全。 机遇： 为更高级别的网络安全应用（如实时威胁响应、大规模数据分析）提供基础；推动网络安全与通信技术的深度融合。

6. 网络战的国家战略应对

面对网络战带来的严峻挑战和新兴技术引发的深刻变革，各国都在积极调整和制定国家层面的应对战略，力图在日益复杂的网络空间博弈中维护自身利益，争取战略主动。

6.1 网络主权与国际规则的博弈与构建

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体现，已成为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博弈的核心议题。

• 网络主权的核心内涵：普遍认为，网络主权主要包括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独立权、平等权、管辖权和防卫权 10。这意味着各国享有自主选择本国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的权利，不受外部干涉；有权平等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有权对本国境内的网络设施、网络主体、网络行为以及相关数据和信息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管辖；并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本国网络空间免受攻击和侵害 10。
• 国际规则制定的现状与挑战：尽管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需要规则治理已形成基本共识，但具体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以《塔林手册》（及其2.0版本）为代表的学术努力，试图将现有国际法（特别是武装冲突法）的原则适用于网络作战行动，但在诸如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具体适用范围、构成“武力使用”的网络攻击门槛、网络攻击的归因责任认定、以及采取反措施的合法性等方面，各国仍存在显著分歧 14。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和互不信任、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各国在网络技术和能力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都成为阻碍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主要因素 12。
• 国家立场与策略：在网络主权和国际规则问题上，主要国家展现出不同的立场和策略。中国一贯倡导尊重各国网络主权，主张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下，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反对网络霸权和利用网络干涉他国内政 10。美国则更强调其在全球网络空间的领导地位和行动自由，主张通过“前出狩猎”等主动措施应对网络威胁，并致力于塑造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国际网络规范 18。俄罗斯则在其“信息对抗”框架下，将维护信息主权和抵御外部信息影响置于优先地位。

网络主权的内涵与外延成为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博弈的核心焦点，其解释权直接影响国家网络行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各国对网络主权的理解和实践存在显著差异 10。例如，中国、俄罗斯等国高度强调国家对本国境内网络基础设施、数据流动和网络内容的管辖权，认为这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并主张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利用网络干涉其内政 42。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更侧重于强调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其在全球网络空间采取行动（包括所谓打击“恶意影响”）的自由度，有时对其他国家基于主权采取的管控措施持批评态度 41。这种在网络主权认知上的根本性分歧，直接影响到诸如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制定、网络攻击行为的定性与归因、国际干预行动的合法性门槛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因此，围绕网络主权的博弈，实质上是对未来网络空间国际秩序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争夺。这场博弈的结果，将深刻影响各国在网络空间制定和实施其网络战相关战略与政策的自主空间和国际合法性基础。

6.2 主要大国网络战战略比较与借鉴

审视主要大国的网络战战略，可以发现其在核心思想、优先事项和标志性举措上既有共性，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为其他国家制定自身战略提供了借鉴。

• 美国：
  • 战略核心：保持并强化其在全球网络空间的领导地位和军事优势，将网络力量视为支持国家战略目标、维护全球利益的关键工具。其战略目标涵盖保卫美国本土及海外利益、保护国防部信息网络（DoDIN）、支持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全球行动，以及威慑潜在对手 18。美国《2023年国防部网络战略》进一步凸显了进攻性姿态，明确将中国视为“步步紧逼的挑战”，并强调要挫败对其利益构成威胁的网络行为体 6。
  • 关键举措：积极开展“前出狩猎”（Hunt Forward）行动，即主动在盟友和伙伴国家的网络中搜寻和清除恶意活动，同时收集情报 18。大力发展“跨域协同作战”（Cross-Domain Synergy）能力，整合网络、太空、电子战等多种力量 3。积极探索和应用人工智能（AI）等新兴技术提升网络作战效能 24。高度重视与盟友（如“五眼联盟”）及私营部门在情报共享、能力建设和联合行动方面的合作 18。
  • 组织机构：美国网络司令部（USCYBERCOM）作为统一的作战司令部，负责统领和指挥美军的网络作战力量和行动 18。
• 俄罗斯：
  • 战略核心：基于其独特的“信息对抗”（informatsionnoe protivoborstvo）学说，将网络攻击视为更广泛信息战的一部分，不仅追求技术层面的破坏，更强调对敌方人员心理、社会认知和国家决策意志的战略影响 13。其战略目标往往是破坏目标国家参与长期冲突的能力和意愿，迫使其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回到谈判桌 13。
  • 关键举措：大力发展所谓的“信息武器”，整合网络攻击、电子战、虚假信息传播、心理施压等多种手段。积极利用AI等新兴技术提升网络攻击的智能化水平，例如研发自主化恶意软件、利用深度伪造技术进行信息操纵 19。在近年来的地区冲突（如俄乌冲突）中，俄罗斯被认为广泛实践了网络攻击与信息战相结合的混合战术 6。
  • 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在其《2021年国家安全战略》等重要文件中，高度关注信息安全问题，并将西方国家在信息领域的活动视为对其国家稳定和主权的主要威胁之一 13。
• 中国：
  • 战略核心：坚定不移地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目标是建设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强大网络空间力量，核心在于维护国家网络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0。强调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发展与网络安全必须同步推进。
  • 关键举措：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置于优先地位，出台专门法规和政策加强防护 5。大力提升网络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自主可控能力，特别是在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硬件方面力求突破，以保障供应链安全 21。积极发展壮大本国网络安全产业，为国家网络安全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人才的培养。构建军民深度融合的网络安全体系，整合国家资源，形成维护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 1。
  • 国际立场：在国际上积极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各国在网络空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反对网络霸权、网络军备竞赛和利用网络干涉他国内政 42。
• 欧盟：
  • 战略核心：致力于建立一个“开放、自由、安全”的网络空间，核心目标是加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网络安全协调与合作，提升欧盟整体的网络韧性，保护公民个人数据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促进数字单一市场的发展 32。
  • 关键举措：相继出台《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令》（NIS Directive）及其升级版NIS2 Directive，为成员国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关键部门安全保障、跨境信息共享等提供法律框架。强化欧盟网络与信息安全局（ENISA）等机构的协调和支撑作用，推动成员国建立国家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CSIRTs）网络，促进网络安全威胁情报的共享和协同应对能力的提升 32。
• 英国：
  • 战略核心：英国《政府网络安全战略2022-2030》的核心目标是显著增强政府自身的网络弹性，确保政府核心职能能够有效抵御网络攻击，并力争成为一个民主和负责任的网络大国 66。
  • 关键举措：成立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作为网络安全事务的权威机构，负责协调政府、行业和公众的网络安全工作。采用统一的网络评估框架（CAF）来衡量和提升政府部门的网络安全水平。建立政府网络协调中心（GCCC），以加强政府内部网络安全数据的共享和协同响应 66。
• 以色列：
  • 战略核心：奉行“积极防御”（Proactive Defense）思想，强调威慑、早期预警和在必要时采取决定性的先发制人行动。将网络安全视为国家生存和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网络空间被视为与陆海空同等重要的作战领域 28。
  • 关键举措：构建了分层级的网络安全应对方案，包括日常的总体网络稳健性建设、针对特定事件的网络系统恢复力提升，以及在面临严重威胁时由国防军主导的国家网络防御。大力发展强大的网络情报搜集能力和进攻性网络作战能力。军民技术转化机制非常活跃，许多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源于国防部门的研发，并成功商业化 28。

主要大国在网络战战略的制定和实践中，普遍呈现出“攻防兼备”与“威慑导向”的共同趋势。然而，由于各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环境、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战略文化的差异，其具体的战略路径和优先事项又各具特色。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全球战略需求，明确强调进攻性网络行动和“前出狩猎”等主动干预手段，力图维持其在网络空间的霸权地位 6。俄罗斯则基于其传统的“信息对抗”理念，将网络攻击视为影响对手认知和决策的有效工具，注重心理战和战略欺骗的应用 13。中国则在“网络强国”的总体战略框架下，将维护国家网络主权和安全、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作为核心目标，并积极倡导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秩序 21。以色列则因其特殊的安全环境，奉行“积极防御”战略，强调通过强大的情报能力和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网络行动来确保自身安全 28。尽管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各国均在不遗余力地发展进攻性网络能力的同时，大力建设和完善自身的网络防御体系。并且，各国都试图通过公开的战略宣示、先进技术的展示、以及举行大规模网络演习等方式，来向潜在对手传递其网络实力和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决心，从而达到网络威慑的目的。这种攻防能力并重、以实力求威慑的战略取向，深刻反映了各国对网络空间战略价值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未来潜在网络威胁的深切担忧。

下表对比了主要大国网络战的核心战略与优先事项：

表3：主要大国网络战核心战略与优先事项对比

国家 (Country)	核心战略思想 (Core Strategic Doctrine)	优先事项 (Key Priorities)	标志性举措/机构 (Signature Initiatives/Agencies)	对华政策/认知 (Stance/Perception on China - if applicable)
美国 (United States)	保持网络霸权，进攻性威慑，跨域协同，“前沿部署”。	打击恶意网络行为体，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支持全球军事行动，维持技术领先。	美国网络司令部（USCYBERCOM），“前出狩猎”行动，国家网络战略（强调进攻）。	将中国视为网络空间“步步紧逼的挑战”和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担忧中国网络间谍和潜在攻击能力 6。
俄罗斯 (Russia)	“信息对抗”学说，网络攻击是信息战一部分，强调心理影响和认知塑造。	维护信息主权，破坏敌方决策和作战意志，应对西方信息渗透。	发展“信息武器”，利用AI提升攻击能力，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如乌克兰冲突中）。	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信息领域的活动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13。
中国 (China)	网络强国战略，维护国家网络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培养人才，深化军民融合。	中央网信委，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警惕外部网络威胁和渗透，强调自主发展和国际合作，反对网络霸权 42。
欧盟 (European Union)	提升整体网络韧性，保护数字单一市场，维护公民数据权利，加强成员国协同。	落实NIS/NIS2指令，加强ENISA作用，促进信息共享，提升关键部门安全水平。	ENISA，NIS/NIS2指令，欧洲网络安全战略。	关注数据主权和数字市场公平竞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欧盟国家的数据处理和技术标准有特定要求。
英国 (United Kingdom)	增强政府网络弹性，保护关键国家职能，成为负责任的网络大国。	实施《政府网络安全战略2022-2030》，采用CAF评估框架，加强跨部门协调。	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政府网络协调中心（GCCC）。	作为“五眼联盟”成员，与美国战略协同度高，对中国网络活动持警惕态度。
以色列 (Israel)	“积极防御”，威慑与先发制人相结合，网络安全是国家生存核心。	发展强大的网络情报和攻防能力，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军民技术快速转化。	8200部队（情报部门），国家网络指挥部（INCD），网络安全产业集群。	高度关注地区网络威胁，网络能力服务于国家整体安全战略。

6.3 中国特色网络强国战略下的网络战应对之策

在中国特色网络强国战略的指引下，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战挑战，需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多方资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安全屏障。

•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将网络安全置于国家安全全局的突出位置进行统筹谋划。网络安全不仅关系到信息系统的安全，更深刻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因此，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遵循，确保网络安全战略与国家整体安全战略同频共振，协同推进 9。
• 强化网络主权维护：坚定不移地捍卫我国在网络空间的主权，这包括对我国境内网络基础设施、网络活动和数据资源的管辖权。要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有效管理网络活动，坚决防范和依法打击任何利用网络进行的渗透、颠覆、分裂等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 42。
• 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网络安全的核心是技术安全。必须下大力气突破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在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高端工业软件、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等“卡脖子”领域，努力实现自主研发和安全可控。要补齐产业链短板，建立安全可靠的本土技术生态体系，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网络和信息系统的供应链安全 5。
• 构建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对能源、交通、金融、通信、电力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建立健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灾难恢复机制。大力发展国家级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能力，实现对重大网络威胁的及时发现、精准溯源和有效处置。推广和深化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提升各行各业的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5。
• 深化军民融合发展：网络空间的军民界限日益模糊，网络安全具有军民通用性强的特点。要深入推进网络安全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军地之间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情报共享、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汇聚全社会力量，形成维护国家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 1。
• 积极参与全球网络治理：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中国应继续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联合国等国际框架下，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行为准则，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技术霸权，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42。
• 加强网络威慑能力建设：在复杂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下，仅仅依靠被动防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步加强网络威慑能力的建设，发展足以慑止潜在对手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的防御反击和战略反制能力，清晰划出国家核心利益的红线，有效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战略利益和安全底线 30。

中国在应对网络战挑战时，其“网络强国”战略展现出一种“安全与发展并重”、“自主与开放协同”的独特路径。与一些国家可能更侧重于单一维度的安全或技术领先不同，中国的网络强国战略 20 将网络安全视为国家发展的基石和保障，强调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这意味着，维护国家网络主权和信息安全 42 的同时，也高度重视通过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改善民生福祉。在技术发展路径上，中国清醒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巨大风险，因此将“自主可控”置于突出地位，大力推动在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领域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化 21，以摆脱对外部技术的过度依赖，确保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信息系统的供应链安全 5。然而，强调自主创新并非意味着封闭排外。在国际层面，中国积极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参与全球网络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42。这种将内部安全需求与外部发展机遇相结合，将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与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相统筹的战略思路，反映了中国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网络安全环境下，寻求自身可持续的网络发展和持久安全的平衡之道与战略智慧。

6.4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考

面对网络战的全球性威胁和网络空间的共同挑战，中国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网络治理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中国方案和战略思考。

• 理念内涵：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在于，倡导国际社会在网络空间坚持相互尊重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它强调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各国在网络空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应摒弃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共享数字时代的发展机遇。
• 实践路径：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首先，应加强国家间的对话与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误解误判。其次，应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行为准则，为网络行为划定底线。再次，应深化在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此外，还应致力于弥合数字鸿沟，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网络能力建设水平，确保各国都能从数字技术发展中受益，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和共同繁荣。
• 对网络战的意义：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于缓和当前网络空间的紧张局势、管控网络战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推动各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相向而行，减少对抗思维，增加合作意愿。通过建立信任措施、加强危机沟通机制、明确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可以有效降低网络空间发生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为和平利用网络空间、防止网络军备竞赛、共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一个重要的理念框架和合作平台。

7. 结论：驾驭未来网络战的战略方略

网络战作为现代冲突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演进速度和影响深度前所未有。从最初的物理世界战争的辅助工具，到如今能够直接塑造国家安全格局和影响物理世界冲突进程的独立战场，网络战的战略地位已毋庸置疑。

7.1 核心观点总结

本次分析系统梳理了现代网络战的多个维度，可以总结出以下核心观点：

• 网络战的战略属性日益凸显：网络战已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攻防，而是深度融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其影响贯穿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
• 攻防策略持续演进升级：网络攻击正朝着智能化、体系化、认知化的方向发展，攻击手段更加隐蔽、精准和高效。相应的，网络防御也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威慑和弹性恢复，强调情报驱动和军民协同。
• 新兴技术带来颠覆性变革与高度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网络攻防模式，可能引发“认知对抗”和“决策对抗”的新形态。量子计算的突破则对现有密码体系和整个数字社会的信任基础构成潜在的颠覆性威胁。
• 国家层面应对的紧迫性与复杂性：面对网络战的严峻挑战，各国都在加紧构建和完善国家网络防御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规则的博弈与构建，并制定前瞻性的国家战略以适应未来的不确定性。

未来网络战的胜负关键，将日益体现在对“认知优势”和“决策敏捷性”的争夺上。随着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在网络攻防两端的广泛应用，单纯的技术壁垒或系统能力的差距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弥合。然而，正如前文分析所指出的，人工智能在信息操纵、深度伪造 17 以及辅助甚至主导作战决策方面的巨大潜力 16，使得通过影响对手的认知、干扰其判断、迟滞其决策，成为比单纯物理或系统破坏更高效、更具战略价值的制胜手段。这意味着，未来的网络对抗将不仅仅是代码与代码、系统与系统的较量，更是对目标国家民众的心理防线、社会共识基础乃至国家指挥决策体系效率的直接挑战。攻击方将不遗余力地利用先进技术塑造有利于己方的战场认知环境，混淆视听，制造混乱，瘫痪对方的“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循环，从而在战略层面先机制胜。因此，任何一个致力于在未来网络战中掌握主动权的国家，都必须将构建和保持在情报获取与分析、战场态势精准感知、快速高效决策以及有效反制认知干扰等方面的压倒性优势，置于国家网络能力建设的核心地位。

应对网络战的终极之道，在于构建一个具有强大内生“免疫力”和高效“自愈力”的数字社会生态系统。传统的网络安全思路往往侧重于构建坚固的边界防御，通过封堵漏洞、拦截攻击来保障安全。然而，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攻击手段、防不胜防的内部威胁以及难以预测的“黑天鹅”事件，任何看似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都存在被突破的可能。因此，未来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除了继续强化技术层面的防御能力外，更应着眼于提升整个数字社会的整体安全水平和危机应对能力。所谓“免疫力”，指的是社会对网络威胁的普遍抵抗能力，例如通过普及网络安全教育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融入内生安全理念，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和可信度，减少系统性风险点。所谓“自愈力”，指的是在遭受网络攻击后，社会系统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迅速恢复核心功能并从事件中学习改进的能力，例如建立高效的应急响应与灾难恢复机制，部署冗余备份系统，探索和应用去中心化的弹性网络架构等。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要求将网络安全理念深度融入经济建设、社会治理、文化发展、教育科研等各个方面，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尽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能够主动适应威胁变化、持续进化和迭代优化的国家网络安全生态。

在当前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相对缺失、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国家需要在发展“基于能力的威慑”与推动“基于规则的塑造”之间寻求平衡，形成一种复合型的战略路径。鉴于短期内难以形成一套各方普遍接受且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网络空间国际行为准则 12，国家首先必须致力于建设和保持强大的、可信的网络攻防能力，并清晰地向潜在对手展示其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和在必要时采取反制行动的能力，以此形成“基于能力的威慑”，慑止或降低遭受大规模恶意网络攻击的风险 30。然而，单纯依靠实力威慑并非长久之计，也可能加剧军备竞赛和战略不稳定。因此，在强化自身能力的同时，国家不能放弃对国际规则和秩序的积极塑造。应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讨论和制定进程，提出符合自身国家利益也契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规则倡议和解决方案，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平衡包容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10。这种将硬实力威慑与软实力塑造相结合，将维护自身安全与贡献全球治理相统一的复合型战略，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网络安全环境下，维护国家长远利益、争取国际战略主动的务实且必要的选择。

7.2 对国家层面应对网络战挑战的战略性建议

为有效驾驭未来网络战带来的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建议从以下几个战略层面加强应对：

• 强化战略预见与顶层设计：国家应建立常态化的网络战发展态势跟踪研判机制，密切关注全球网络攻防技术、战略思想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在此基础上，将网络安全和网络战应对提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面进行统一规划和顶层设计，确保网络安全战略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深度融合、协同一致。
• 坚持自主创新与核心技术突破：将提升网络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基点。集中优势力量，加大研发投入，在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人工智能安全、抗量子密码等“卡脖子”领域力求取得重大突破，逐步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网络安全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从根本上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保障国家网络命脉的安全。
• 深化军民融合与构建协同防御体系：充分认识网络战军民界限模糊、技术军民通用性强的特点，深入推进网络安全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军地之间在网络安全威胁情报共享、核心技术联合攻关、高端人才双向培养与流动、关键基础设施共建共保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整合国家战略资源，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军民一体化的国家网络协同防御体系。
• 完善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体系：加快完善与网络战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体系，为界定网络攻击行为、明确国家责任、规范网络空间军事行动、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公民合法权益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高度关注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等新兴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所带来的伦理挑战，积极参与并推动制定相关的国际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为技术发展划定“红线”，防止其被滥用或引发不可控的风险。
• 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将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提升到国家战略任务的高度，制定长远的人才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到职业培训的多层次、实战化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体系，鼓励跨学科交叉培养，重点培养既懂技术又懂战略、既能攻防又能治理的复合型高端人才，为国家网络安全事业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 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继续高举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旗帜，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与合作，共同应对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等全球性挑战，推动制定公平合理、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为维护全球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开放、合作与稳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保持战略定力与提升灵活应变能力：网络空间的战略博弈是长期的、复杂的，新兴技术的突破和地缘政治的变化都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国家在应对网络战挑战时，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既定的核心原则和长远目标不动摇，也要具备高度的战略灵活性和快速应变能力，能够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和优化具体的策略和措施，确保在复杂多变的网络安全环境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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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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